近代梁漱溟先生指出 “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注1)。

太虚大师对此提出了解决方向：大乘佛法能够补儒、道之偏。然此言未能详审，几乎成为由近代至今的一则悬想。为何“个人永不被发现”?人何以活得有尊严?何以疗救“灵魂的思家病(注2)”?何以找到生命的立足点?

“人圆佛即成”，成佛成圣一定是建立在独立圆满人格的基础上的，因此，安身立命的基础、人格的养成是大乘佛法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所谓“一人一世界”的佛教世界观不是伦理，不是哲学，它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们需要确立“一人一世界”的世界观，而非习以为常的“大众共一个世界”的世界观。“大众共一个世界”，则所有生命共用一个外境。有公共的外境，就没有个体独立的外境。独立外境被破坏，则个人的生命主体就不能得到确认。

生命主体不被确认，外境的主体性反过来就被确认。不是以心为主体，世界被创造，而是世界先有，生命被世界创造。心物相待的关系被破坏，所有的生命必须服从于实有的器世界。

生命的主体性被取消，始终执着的坚固所知障的外现，生命本身自然得不到发现。这是一种文化的病态，根本原因还是在世界观的大结构中确立了物化的实有性。

站在佛教世界观的角度，生命个体的发现、自我的认识是东西方文明所共同面对的课题。纵观历史，以物化文明为特质的西方文化中，人的个性得到更多伸张。

相反，以心性文明为特点的中国文化，个体生命的价值总是屈膝于各种宏大的历史语境、意识形态之下。这种现象非由文化根基所带来，而是文化在推进中所呈现的实际趋向。

西方虽然是物化文明，但唯物主义并不是主流方向。西方文化中生命个体得到尊重，在于心性不受压抑，故信仰可以高超，科技可以发达。中国文化的心性特征在汉代以前表现得异常充分，到了唐代乃形成一高峰，但两宋以来，主流文化逐渐教条化，人的心性反受禁锢。

心性的舒展与心性文明的特点相应，心性的禁锢与物化的余习相应，后者自然要把重心都投向物化的外境。凡心地得不到自由，外境就无比强大、实有;凡心性自由，外物就自然无常、灵活，如梦如幻。《金刚经》之“梦幻泡影”，需要一个自由、活泼，不被教条所禁锢的心境才能接纳。

所以，世界观的物化，不是孤立的现象。东西方的文化现象也并非用物化和心性的界限死板划分。物化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中，心性如得以伸张，则反而自由，对物化先看破;心性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如心性走上扭曲的道路，则其原有的成果正在丢失，相反逐渐捡起束缚心性的索套，这便成为文化方向上的罪恶。

譬如中国，原本具有最为发达的心性文明，但其本身产生的力量捆绑住了文化本身，使得原本的优势成果在后期无法显现。

但回头来看，这些情况并不能否定我们曾经拥有的文明历史和血液中的文明习性，中华文化的优势即使受挫，也是心性文明的产物，也许它产生了一定自我约束的力量，但个性的自我解脱也要靠它。心性文明的遥遥领先是必然的。

中国人是易于服从的，没有力量让我们在各种服从中独立地建立起生命的自觉。为什么最讲究生命学问的国度，人们连自己的生命都发现不了?这令人深感悲哀，更需要改变。只有当生命主体意识被唤醒，我们才不会被物化的世界所奴役。

要解决由物化引发的个人不被发现的病态，必须从世界观入手，确定“一人一世界”的世界观，并在世界演变的过程中确定生命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构建起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

【注】

(1)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2)钱钟书《谈中国诗》：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和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