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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国梦”

2015-04-15 09:23:11  来源:  说两句  分享到:

——我眼里的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广东省潮汕文学院永远荣誉院长吴南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最早见于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的诗句,后人用以比喻有志向的人虽然年老,仍有雄心壮志。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五月,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袁绍;此后军威大振,曹操也更加雄心勃勃。这年七月,曹操胸怀统一北方之志,统领大军出卢龙寨,日夜抄道疾进,远征乌桓。大军一到柳城,即大败乌桓骑兵,杀死了单于蹋顿。袁绍的儿子袁尚、袁熙从柳城逃命至平州公孙康处。曹操手下的大将知道了这件事后,劝曹操乘胜出击,拿下平州,剿灭袁氏兄弟。曹操深知公孙康与二袁不和,如果急着去进攻平州,那么他们肯定会合伙抵抗;如果再等一段时间,他们一定会自相残杀。于是不顾众大将的建议,下令收兵。没几天,公孙康果然把袁氏兄弟的头颅送了过来。这样曹操北征乌桓、统一北方的大业算是完成了。中秋刚过,曹操便令班师回朝。大军经过十多天的艰难跋涉,终于走出了满目荒凉的柳城,来到了河北昌黎。这里东临碣石,西邻沧海。曹操屹立山巅,眺望大海。这时夕阳西下,碧海金光;远处的岛屿若隐若现,近处的海浪又滚滚向前……眼见如此壮丽的景色,曹操不禁又诗兴大发,脱口吟道: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返回军营之后,曹操仍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北方的袁绍、蹋顿虽然已讨平,南方的孙权、刘备却仍然各雄踞一方。祖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实现。这时的曹操已是五十三岁的人了,但历史的重任肩负在身,统一祖国大业的使命仍在召唤着他。想着想着他激情难耐,豪情又起,大踏步跨至案前,挥笔写下: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这两首诗表现了曹操热爱自然、蔑视天命、老当益壮、志在千里的积极进取精神,抒发了他那变革现实、统一祖国的豪情壮志。诗人认识到了人的生老病死,却不消极,他要用建功立业来弥补人生这一憾事。

2015年1月20日,广东省潮汕文学院发出邀请函,诚聘中共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政协原主席吴南生同志为永远荣誉院长。2月6日,94岁的吴南生老人家非常爽快地接受了广东省潮汕文学院的诚聘。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广东省潮汕文学院院长林继宗的电子邮件,获悉此事的经过。据了解,广东省潮汕文学院除了聘请吴南生为永远名誉院长,还聘请陈建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廖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从维熙(中国著名作家)、蔡东士(中共广东省委原副书记)、刘斯奋(广东省文联荣誉主席)、蒋述卓(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等为荣誉院长。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中国梦”。广东省潮汕文学院永远名誉院长吴南生就是这样的人。吴南生1922年出生,笔名左慈,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上仓村人。他1936年肄业于汕头市商务英文专科学校,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吴南生历任抗日团体燎原文艺社、汕头文艺座谈诗会负责人,中共县委书记、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员,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长,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农办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委员。吴南生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松柏长青》等。

1、强国梦:他是经济特区之父

“芳草一千里,碧林十二层”。

这是悬挂在吴南生客厅中的一副对联,铁划银钩,墨迹淋漓。

每年除夕,他都要写一付对联自勉。1979年写的是“托天陈大道,披胆语平生”,1980年写的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这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写的自勉联,用极大的气魄诉说胸怀。

提到30多年改革开放,人们总是要说到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而在广东,最早提出“先走一步”并率先实践、经营经济特区的,是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1975年后,吴南生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初,吴南生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市长。1985年后,当选为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吴南生同时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79年1月16日,中共广东省委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协助市委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1936年,他年仅14岁,即成为潮汕地区重建党组织的最早一批老战士之一。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历任中共海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书长等职。吴南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十年浩劫结束后,他重新出山,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

故乡的一切让吴南生心里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里面住满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经常停电,夜里漆黑一片。市容环境卫生脏乱不堪,由于自来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损坏严重,马路污水横流,有些人甚至把粪便往街上倒,臭气熏天。

曾记否,在地图上几乎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不仅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而且十分辉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惟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初期,汕头商业繁荣,它的经济条件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然而,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而汕头却满目凄凉。

“这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还穷啊。如果有哪一个电影制片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就请到汕头来取背景。”吴南生十分气愤。

穷则生变。但如何才能尽快变得富裕起来?吴南生心中没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给他出了个大胆的主意:“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快。”他说,“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吴南生恍然大悟。对呀!我们能不能也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呢?

21日夜里,吴南生不顾正感冒发烧,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了1300字的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省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吴家中和他交换了意见。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吴南生义无反顾地向省委请缨。

在这之前,广东省委也曾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新华社记者何云华也提过类似的建议。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大违“天条”的设想,并且更为激进,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

“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横下一条心,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2日,在杨尚昆的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才发现差点忘了大事——这名称叫啥呢?名不正则言不顺啊。焕发勃勃生机的汕头港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眼看着一时定不下来,最后只好勉强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先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汕头,原本是中国经济特区的发祥地,孰料想深圳剑走偏锋,从一开头就完全掩压了汕头的风采,以至后来极少有人会把它跟中国经济特区的源头联系起来。

4月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他说: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听了一愣,问习仲勋:“你们想要什么权?”

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谓的“现在的体制”,指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此时已开始在私下里悄悄对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但没有人敢从正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丝抨击,直到两年后,邓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习仲勋接着讲了广东的经济现状,谈了广东开放、搞活的设想,这其中主要谈到了广东省委要求中央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的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就连华国锋也说,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说:“但是,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

广东把这个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关于这次汇报的具体细节,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撰写的长篇报告文《深圳的斯克司之谜》作了这样的叙述——

北京,中南海。

这里却十分平静、安然。

镜头:

修剪整齐的绿阴,夹着一条幽静的小路。3个人影在缓缓向我们走来。

走近,我们才看清,其中一位老人是邓小平,旁边的两位,是来自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人。

“小平同志,还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吗?”

“记得的。”邓小平稍稍停了下脚步,“在延安嘛,在毛主席的窑洞里。”

“那天好像还是朱老总烧的菜呢——”

“记得,他的四川口味弄得不错。”邓小平似乎很有兴趣。

“那地方我好些年没有去过了——”省委书记似乎有些动感情,“当初那么小小一块边区,没想到打出这么大一块江山——”

“不过——”邓小平语句有些沉重,“那儿至今还很穷,老边区应当富起来。”忽然,邓小平的脚步停住了,“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特区——”广东的两位领导人一下还没有领悟。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段叙述文学色彩很浓,吴南生的回忆相对平直得多。

吴南生说,谷牧告诉他,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各个小组会议发言后,谷牧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马?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

谷牧当晚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揣着一肚子疑惑来找谷牧,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

不过,北京迅即传出另外一种声音:“陕甘宁边区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他不懂。”说这句话的人是站在反对设置特区的立场上的,但这从反面启发了吴南生,觉得这个人说的话有道理,陕甘宁边区确实是政治特区,但是我们不妨把我们要建设的地方就叫经济特区吧。

经济特区这名字一提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少了不少。

12月17日,国务院第一次召开筹建特区的专题汇报会——京西会议。

京西宾馆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当时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而闻名中外。

会议由谷牧主持,吴南生是主要的汇报人。

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的王全国、范希贤、秦文俊,福建的郭超及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吴南生的汇报提纲为《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吴南生首次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经济特区。他详细解释了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的理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中是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同各方面同志和朋友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改称为“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和其他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和文化区。住宅区主要是提供给科学家、投资者、高级技术人员、华侨居住。为他们创造投资、工作、休息的良好环境。这也是一种吸引力。而且根据国外的经验,经营住宅比较容易上手,如果先建一批住宅出租或出卖,特区整个建设所需资金就有来源了。建立科研区,看来也十分必要。台湾已在新竹市一带划出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作为“科学工业实验园”,区内办科研,也办工业和住宅,条件比其他工业区更优惠,目的在于吸引省外科技人才到台湾定居。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因此,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其含义更确切些。

一位海外朋友对吴南生说:“无法可依,无规可行,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话促使吴南生在《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初稿)》中,强烈地“建议中央有关单位尽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吴南生还抓住谷牧到广东的机会,大力游说:“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

《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在50号文件出台半个月后正式启动。由吴南生总负责,秦文俊和原陶铸秘书丁励松具体负责。

经过一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特区条例”的初稿终于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审定外,他们还邀请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开会座谈。与会人士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大部分人认为,“条例”的起草者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投资者怀有太多的戒备心理,深怕国门打开之后,外商来多了管不住,因此“条例”中尽是这样的规定: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应该怎样。如果说得不客气,这不是一个欢迎、鼓励外商投资的“条例”,而是个怎样限制投资者的“条例”。

这些中肯的批评意见,使“条例”起草者深受启发。对投资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要让他们赚钱,二才是爱国,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办特区应该让投资者赚钱,他们有钱赚,才会大批来,只有他们赚到钱,特区也才能赚到钱,这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思路转开来后,他们又着手重新草拟“条例”。

就在吴南生于京西会议上汇报特区条例起草情况之后的第十天,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在《特区条例》有无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问题上,两派意见针锋相对。反对者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广东省的地方法规,要全国人大通过,无此先例。

以吴南生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力主必须由人大通过,他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过是在广东办。”

他用从没有过的生硬口吻对谷牧说:“社会主义搞特区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们不敢办特区。”

最后吴南生把求援电话直接打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家里,恳求说:“叶帅呀,办特区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呀!”

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听了他的电话,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叶帅把吴南生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

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亲自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条例》获准通过,8月26日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里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纽约时报》以节制的惊叹写道,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呜响。

1980年至1981年,吴南生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在深圳特区以“引进外资、实行市场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突破死水一潭的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硬是闯出一条新的发展经济的路子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花国家的资金,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对办不到的。深圳特区的实践,是对全国的一大贡献。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说:“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们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深圳从1979年到1990年长达11年都没有设立人大、政协,这是吴南生他们曾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留下一定的试验空间,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实施下去。

2、文学梦:他是潮剧复兴之骨

吴南生既是一位思路敏捷,富有远见的党政领导人;又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家、书法家、书画鉴赏家。

他熟悉潮剧历史文化,对潮剧尤有感情。

在潮剧近40年的发展中,吴南生是一位作过重要贡献的人。

20世纪50年代初期,吴南生担任中共汕头市市委副书记兼军管会副主任期间,便积极倡导潮剧改革。他关心潮剧艺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与潮剧艺人交朋友,深受艺爱戴。他倡议并参与编烈军属我集的《潮州农民百年斗争史》,推动潮剧反映现实生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担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和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期间,积极组织潮剧两次到北京及上海等地演出。之后,又到香港及柬埔寨演出。这几次演出,由于准备充分,剧目精彩,队伍精神面貌好;加上宣传工作做得细致辞,使潮剧在京沪及海外的观众中,留下极好的印象。传统剧目是潮剧剧目的主体,一百年来几经盛衰仍屹立于舞台的也是传统剧目。众多的知名艺人依赖于传统剧目而出名,50年代潮剧也以传统剧目饮誉京华。30年代一曲“王金龙命中不幸……”至今还在潮汕城乡传唱,《桃花过渡》的小调超越时空而凝聚了多少海外游子之心。传统剧目是潮剧艺术的载体,优美的唱腔和精彩的表演依附于传统剧目而代代相承。新中国成立后不少潮剧拍摄成电影,如《荔镜记》、《苏六娘》、《刘明珠》、《告亲夫》、《火烧临江楼》、《张春郎》、《烟花女与状元郎》、《闹开封》、《王茂生进酒》等,是潮剧传统剧目的精品;被誉为“百花潮中的三块宝石”的《辩本》、《扫窗会》、《闹钗》是传统潮剧的瑰宝。“李三遇鬼倾场噱,庞女逢夫彻骨哀”,《柴房会》、《芦林会》使生活在北方的老戏剧家也“愿得此生潮汕老,好将良夜傍歌台”(见张庚题潮剧诗),这是传统剧目的魅力。

潮剧传统剧目部分来自宋元南戏和明初传奇,像《琵琶记》、《珍珠记》、《荆钗记》、《白兔记》、《彩楼记》等,历史悠久。1958年在揭阳出土的明代嘉靖年间抄本《琵琶记》,以潮州方言演唱。据专家考证,该抄本是别于“陆贻典本”和“巾箱本”的第三本最接近高则诚原著的戏班演出本,说明潮剧演出《琵琶记》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四百多年来,这个元代的古老剧目在潮剧舞台上绵延不断,至今,舞台上还有《墓前别》、《琵琶上路》、《伯皆认像》等单折的演出。《伯皆认像》保留了古老的曲牌唱腔音乐,成为汕头戏曲学校的教材,是学生必修的剧目。

潮剧传统剧目有一类是根据本地人物故事编写的,如现在传世的明代剧本《荔镜记》、《金花女》、《苏六娘》。这类剧目富有地方生活特色,保留了明代潮汕的人情风俗,不但有艺术价值,还具有地方人文研究的价值。

《荔镜记》(也名《陈三五娘》)是迄今有剧本传世的最古老剧目之一。已发现明代有两个刻本,一本刻于明嘉靖丙寅年(1566年)的《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这个刻本有两个印本,一本藏日本天理大学,一本藏英国牛津大学),一本刻于明万历辛巳年(1581年)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该本藏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这两个刻本的基本情节相同,写泉州人陈三,送兄陈伯贤广南赴任,路经潮州,欣逢元宵节,上街观灯,邂逅潮州黄九郎之女黄五娘,因遗扇还扇,互生爱慕。时潮州豪富林大,垂涎五娘美色,买通媒婆李姐,向黄家说媒,黄九郎贪于林大财势,不顾五娘反对,允其婚事。陈三送兄嫂赴广南之后,重返潮州,在五娘绣楼下见到五娘。五娘见到属意的才子,惊喜间抛下荔枝手帕给陈三,陈三解其意,在其同乡磨镜师傅的帮助下,扮成磨镜匠到黄府磨镜,企望再见五娘,谁料失手打破黄府宝镜,乃趁机入府为佣。奈黄家家规森严,入府经年,也难接近五娘。后在婢女益春帮助下,陈三偕五娘逃离黄府奔往泉州。林大闻讯,告状于官府,将陈三捉回,下狱,并发配崖州。陈三被解押至海丰,遇已升迁的兄嫂,后在其兄官威之下,陈三平反,与五娘完婚,同归故里。这个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从明代以来,绵延数百年,至20世纪50年代初,舞台上尚有《大难陈三》一折演出。

1953年,老戏剧家谢吟根据旧本,并参考梨园戏演出本,重新进行整理,剧名为《陈三五娘》,内容演至陈三偕五娘出走为止。1962年,该剧下半部,即陈三偕五娘出走后的故事,在吴南生主持下,由何苦(即吴南生)、魏启光、谢吟、李志浦根据明本及有关传说,进行整理,剧名为《荔镜记续集》。经过50—60年代两次重新整理创作,使这个古老的剧目重放光彩。

《苏六娘》与《金花女》,也是两个以本地人物故事编写的传统剧目,现有明代万历年间刊刻的《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学研究所。《苏六娘》原是一出悲剧,写苏六娘与郭继春自由婚姻,遭到家庭反对,双双殉情。50年代由戏剧家张华云改编成喜剧,拍摄成戏曲艺术影片后,在海内外影响很大。《金花女》自50年代以来,共有三个整理本,一本叫《金花女》(广东潮剧院演出),一本叫《金花牧羊》(潮州市潮剧团演出),一本叫《南荆钗》(张华云整理本)。苏六娘与郭继春,金花女与刘永,与陈三五娘的故事一样,在潮汕民间十分流传,不仅编成剧本,搬上戏台,还通过诗歌、歌册、歌谣等,对他们追求自由婚姻的行为加以歌颂、加以美化,这是这几个传统剧目一个共同的特点。

传统剧目中,属于地方题材,并且流传比较广的,还有《剪月容》和《龙井渡头》等。《剪月容》的内容,叙述明季慈溪进士冯元飚,授揭阳县令,宦途纳妾黄月容。月容天姿丽质,聪颖多才,常参案牍,献良策,助冯解疑案,甚受冯宠。冯之发妻苏氏,因妒成恨,乘冯外出之机,置毒于酒,害死月容,并用剪刀将月容毁容。冯归来闻讯痛绝。于离任途中,泊舟双溪嘴,将苏氏沉江,借江水以濯妒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在潮汕流传甚广。月容无辜受害,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至今揭阳郊区岐山月容墓尚存。人民不忍月容无后,又编了一出《龙船案》(即《剪月容续集》),叙述月容被害时,有一子在襁褓中,被义婢秋香抱走,取名天赐,后几经磨难,终于在冯元飚迁升兵部尚书,出巡江南七省时父子相认,喜得团圆。

《龙井渡头》的内容,叙述穷秀才林绍,娶妻余美娘,余嫌林家贫,常借故吵闹。大比之年,林绍上京赴试,余趁机到龙井渡头逼林离婚,林苦劝不听,终于写下离书。余得离书之后回娘家,由其母托媒再嫁,孰料再嫁之日,林绍得中归来,余又悔婚,欲与林重续旧好,为林拒绝,余母女只得狼狈退下。舞台以夸张的表演,刻划余美娘母女见利忘义、厚颜无耻的嘴脸。是一出有地方特色的讽刺喜剧。

来自明初传奇的《彩楼记》、《白兔记》、《珍珠记》这类剧目,潮剧艺人在世代相承的演出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潮汕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加以补充或删节,使之成为具有潮剧特色的剧目。《彩楼记》就是一例。《彩楼记》是一出早期的宋元南戏,也叫《破窑记》,元代也有此故事的杂剧。1957年澄海县文化主管部门在当地纸影班中发现一本比较古老的潮剧《彩楼记》演出本。这个古本没有明代传奇原作的“评雪辨踪”一折,询之于古稀艺人,也都认为潮剧向来没有这一折。“评雪辨踪”一折是写相府千金小姐刘翠屏抛球择婿,把绣球抛给穷儒吕蒙正,其父嫌吕蒙正家贫,不愿将女儿嫁给他,但刘翠屏不从父命,于是被赶出相府,与吕蒙正住于破窑。某日,天下大雪,刘母惦念女儿挨饿受冻,命家僮女仆送粮食到破窑给翠屏。吕蒙正归来,见家门口有男女足印,怀疑妻子不贞,夫妻闹了一场矛盾。这折戏表现了吕蒙正的迂腐多疑,有一定的戏剧效果。潮剧不演这折戏,想来不是艺人的遗漏,也许是前代艺人意识到这折戏有损吕蒙正的人物形象。试想,人家千金小姐与家庭决裂而愿意住破窑,你还怀疑她不贞,这不仅是迂腐的问题,还有损于吕蒙正的品德,看来,潮剧传统不演这折戏,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个古本这一折删去了,但在原著“祭灶”这一折中却大加发挥,增加了人物和情节。明传奇《彩楼记》“祭灶”一折剧情比较简单,写吕蒙正与刘翠屏住寒窑中,生活贫困,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家家户户在祭灶神,吕蒙正家贫,只好端一碗清水三炷香拜祭,表现了吕蒙正夫妇甘于淡泊,以明其志。潮剧古本则写十二月二十四日,别家在操办祭品祭灶,刘翠屏过意不去,乃将她头上仅有的一只耳环叫吕蒙正上街换猪肉作祭品。吕蒙正换猪肉回来,正欲拜祭,忽然卖猪肉的屠夫窜进来,说那只耳环是假的,把吕蒙正痛骂一顿,猪肉被抢回去,刘翠屏有口也难辩。这折戏富有生活情趣,在笑骂中鞭挞了世人的势利。这说明了潮剧的传统剧目原著是“全国的”,但却有潮剧自己的特点。

在传统剧目中,有一些剧目从20世纪20 3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不断在舞台演出,《柴房会》就是其中之一。《柴房会》的内容,叙述货郎李老三夜宿客店,住于柴房,半夜被莫二娘鬼魂弄醒。李老三遇鬼,惊慌不已;莫二娘见他老实善良,遂向他诉说冤情。莫二娘原是良家女,因父母早丧,无所依栖,被歹人拐骗卖落妓院。莫二娘身在妓院,一心却盼望从良。后遇扬州商人杨春,被杨的甜言蜜语所骗,遂订鸳盟,并与杨回归扬州。谁料半途莫二娘生病,住宿客店,杨趁莫二娘病笃,竟卷其囊中积蓄而去。莫二娘悲愤至极,自缢于柴房中。李老三怜其遭遇,慨然招引莫二娘鬼魂,同往扬州,找杨春报仇雪恨。这是一个古老的鬼魂复仇的故事。其故事来源始见于宋代洪迈著《夷坚志》卷十五《张客奇遇》。明代冯梦龙小说集《警世通言》中的《王娇鸾百年长恨》的引子。清代钱咏的《履园丛话》中也载此故事。在潮州饶平,也流传《莫二娘打破鼓》的故事。传说莫二娘的故事发生在饶平旧县城三饶镇,当地尚有打破鼓旧屋。莫二娘这个古代被压迫欺凌的妇女形象,与敫桂英(《活捉王魁》)、李慧娘(《红梅阁》)、杜十娘(《活捉孙富》)一样,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生不能伸冤,死了也要雪恨”,寄托了受害者对邪恶势力、对忘恩负义者的反抗斗争的意志。这个戏之所以具有旺盛的艺术生命,也是与历代艺人在表演艺术上不断丰富创新分不开的。30年代,这个戏是以唱功出名,旦(莫二娘)、丑(李老三)有大段大段的唱腔,声情并茂,十分动人。60年代,这个戏重新整理,除了保存唱腔外,在李老三惊鬼一段增加了梯子功、椅子功的表演,成为一个唱做兼重、屡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如果说50年代以前的艺人对传统剧目的增删改造是自发、自觉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对待传统剧目的整理、则是在政府制订的方针政策指引之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潮剧遵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剧目加以清理,剔除其糟粕,保存其精华,摒弃那些诲淫诲盗、迷信恐怖、低级下流的剧目,使优秀的传统剧目重放光彩。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剧目整理的工作,已故的广东潮剧院院长、潮剧理论家林澜在《整理传统锦出戏的体会》一文中加以总结,文章说:“几年来,我们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先后整理了约一百多个传统锦出戏,其中达到一定水平的约二十多个。《扫窗会》、《辩十本》、《闹钗》、《芦林会》、《刺梁骥》、《闹开封》、《活捉孙富》、《赵宠写状》等八个,在北京、上海各地演出及本省会演中,都被评为比较优秀的剧目。”“我们整理的锦出戏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把毒草变为香花,如《芦林会》,原剧大力宣传封建孝道,经过整理,变成一出控诉和揭露封建孝道的好戏;第二种是把菁芜兼存的剧目去芜存菁,如《闹钗》、《刺梁骥》、《赵宠写状》的整理,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种是对原来已有相当基础的剧目,再充实和润色,如《扫窗会》、《辩本》、《闹开封》等,原来剧本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情节都比较完整,我们只做了文字的加工和小地方的修改”(见林澜《论潮剧艺术》,下引文均此)。勿庸讳言,对传统剧目的整理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对传统剧目的整理也片面地强调阶级分析,给人物贴阶级标签。但潮剧在整理传统剧目时,大体上仍能比较客观地处理好一些关系,正如林澜在同一文中所讲到的:“我们在修整传统剧目过程中,紧紧掌握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依据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来改戏,这是发挥戏的人民性,加强戏的思想性的最主要依据。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对头,大多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看整个戏的思想倾向,根据作者的思想意识与戏里人物行动结合进行研究。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好的算是《芦林会》、《闹钗》等几个戏。在《芦林会》中,对庞三娘的敬老、爱夫、爱子作为劳动人民的美德突出发扬起来,把这些美德与封建的愚孝划清了界限。在《闹钗》中,我们通过阶级分析扫除了原剧芭蕉精袭胡家捣乱的迷障,显示出并批判了胡琏为代表的男性中心的封建思想。”当然,极左思想对传统剧目整理工作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林澜在文章中也举了一个例子,文章说:“我们曾整理过《伯皆认像》,因为戏中有一个牛氏(伯皆的后妻),对赵五娘姐姐前姐姐后的叫,加上蔡伯皆一手牵着牛氏,一手牵着五娘,要一同上殿去哭诉,有人便认为是宣扬多妻制,于是把牛氏改成一个婢,弄得三人的关系奇奇怪怪的收场。”这一时期对传统剧目的整理虽然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有时代的局限,但50 60年代发掘整理了一大批传统剧目,成绩巨大,功不可没。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在短短的六七年间,吴南生又组织并参与选定剧目,修改剧本,把《苏六娘》、《荔镜记》、《告亲夫》、《闹开封》、《王茂生进酒》、《刘明珠》等剧目,拍成电影,发行海内外,使潮剧在国内外的观众面更广,影响更大,从粤东的一个地方剧种,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剧种。

吴南生既是领导者,本身又是剧作者。他主持并参与创作整理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其中主要有《辞郎洲》、《续荔镜记》、《井边会》、《思凡》、现代剧《松柏长青》、《万山红》等。一些县剧团,如澄海艺香剧团、潮阳艺华剧团的不秒剧目,他也曾参与创作修改。《辞郎洲》、《续荔镜记》、《万山红》、《井边会》等剧目,他付出不少心血。他参与整理创作或经动笔个性的古今长短剧目在50个以上。这些剧目,多数不署名,少数剧目署笔名,所有稿费从来分文不取。相反,常常吴南生还自己掏钱买些烟茶供应与他一起工作的创作人员。他没架子,创作人员既尊敬他的领导,又把他视为平等的合作者。

吴南生抓潮剧期间,又十分重视潮剧人才的培养和聚集。五六十年代,他抓住两次队伍的组建,从各方面调集一批潮剧人才。一次是1956年组成广东省潮剧团,一次是1958年成立广东潮剧院。这两次队伍的组建,不但集中了潮剧各行当的人才,而且,还从其他文化部门和大专院校调节器来了一批有专业知识的新文艺工作者和大学毕业生,使潮剧队伍的文化结构、文化知识水平,起了较大的变化。

文化革命期间,他抓潮剧也成为一条罪状,遭到“四人帮”迫害。“四人帮”垮台后,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率先在广东省恢复四个戏曲剧院,使潮剧院成为全国最早恢复建制的戏曲剧院之一。

3、成家梦:他是甜蜜爱情的典范

真正的爱情,不是功利性的,无法占有。真爱里是没有得到和失去的,没有痛苦与争执、没有比较和沮丧、没有经验和记忆。只有深深的怜悯和付出的欢喜。

两个人一见钟情,如痴如醉,山盟海誓,销魂断肠,这样的爱情固然让人动容,但注定不能持久。真爱是平静的,是伟大的悲悯,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和激情。

真正的爱,有着对生命的平凡和生命的孤独的深刻觉悟。它不是虚荣的,非功利性的,也不受潜意识情结的驱使。多少人的所谓爱情其实不过是潜意识情结的傀儡(低级的爱情)。真正的爱情是超越一切外在物质因素的,包括容貌,也超越一切精神的文化修养。它就是你遇到了,结识了,在一起了,培养起了感情,便骤然有了亲情的内涵,你看他(她),他(她)就像是你的孩子,你绝不忍他(她)悲伤难过,于是一生不离不弃,生死相依。

吴南生和夫人许英的感情,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甜甜蜜蜜的爱情。

2013年1月15日,广东省潮人海外联谊会举行迎春敬老暨祝贺钻石婚、金婚伉俪茶话会,担任该会荣誉职务的老领导中,钻石婚、金婚的伉俪就有26对。

年过九旬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和夫人许英戴着红花,接受了“钻石婚”的祝福,也跟大家分享了他们携手68年“甜到底”的故事。

1945年,23岁的吴南生和同龄的许英在延安结婚。老乡在延安小市场买了点糯米、糖,用砂锅煮了一小锅糯米饭。大家一铲子铲到锅底,寓意“甜到底”。

吴南生回忆,自己和许英当时都在中央党校,刚好是日本投降后,延安一片欢腾,大家纷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东北去。这一去东北,整整走了一年。

后来,吴南生和许英在东北工作了4年后,新中国成立。吴南生历经多个工作岗位,1975年后,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主持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的开拓和建设。

而与“才子”吴南生结缘时,许英也是接受先进革命思想、具有新风尚的进步女青年。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她既做好自己的工作,又当好贤内助,将潮汕女人的勤勉、贤良发挥得淋漓尽致。

吴南生喜欢收藏,上个世纪50年代时,他每个月有200多元工资,许英会拨给他20元零花钱,他就将这些钱拿来买字画。当时的书法也就四五元钱一张,吴南生还在文德路发现了文徵明的画,咬牙花了60元买下来,“已经是很贵的了”。

后来,吴南生一边收藏,一边捐赠。2011年,广东省博物馆等联手举办展览,展出了吴南生捐赠的68幅珍贵字画。此外,在上个世纪末,吴南生两次以义拍形式,捐出一批名作,筹资超过500万元,悉数用于捐助广东贫困地区教育事业。

2007年,他再次拿出近百珍品义拍。

直到今天,看画、挥毫,仍是吴南生和许英的“浪漫爱好”。两人凡事有商有量。至今,吴老出去用餐或招待客人时,依然是许英大姐负责埋单,一如当年。

4、国学梦:他是中国书法家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发展五千年来最具有经典标志的民族符号。它是用毛笔书写汉字并具有审美惯性的艺术形式。书法堪称中国的“第四宗教”,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仪式感和大众参与性,故有五千多年来,各时期代表人物灿若星河,最重要的人物有王羲之、颜真卿、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祝允明、王铎、柳公权、苏轼、于博、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等。技法上讲究执笔、用笔、点画、结构、墨法、章法等,与中国传统绘画、篆刻关系密切。

在书坛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书法艺术升华到观念变革的高层次,这无疑是迈了一大步。书法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书法艺术的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而是取决于内在精神的现代化。书法现代性的精神是指当代书法艺术所体现、传导的现代社会的价值趋向。

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社会的革命,必然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变迁,作为其中之一的书法艺术,当然也不例外。书法艺术史,流衍数千年之后,已然蔚为大观,尤其在历清而至民国之际,更是百川竟奔而归于大海。

很多书法大师如林散之,刘海粟,萧娴,沙孟海,陆维钊等等在1949年之前即已从事书法创作,但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已近耄耋之年才以书法闻名。1949年之后到毛泽东去世的近三十年时间内,书法基本上不受重视。当时的人们正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一个新中国。书法被认为是旧传统的代表。有趣的是毛泽东本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受怀素狂草和北碑书体影响大度开张富于浪漫气质与领袖风。

近代书法艺术的色彩斑斓,与其书家队伍的空前复杂有直接干系。或许因距离太近,这段风景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清晰明透。这一时期知名的书家实在太多,而又各臻其极,在此仅拈取其重者,当有:齐白石、黄宾虹、启功、毛泽东、于右任、罗振玉、王世镗、梁启超、徐悲鸿、吴湖帆、林纾、徐生翁、叶恭绰、李叔同、蔡元培、郭沫若、沈尹默、吕凤子、马一浮、谢无量、胡小石、郑诵先、刘孟伉、吴玉如、林散之、邓散木、张大千、陆维钊、王蘧常、沙孟海、萧娴、高二适、来楚生、赵朴初等人。

与上面的书法名家相比,吴南生只是后起之秀。

2007年3月1日,原广东省政协主席、著名鉴藏家吴南生的“憨斋珍藏书法展”在汕头市博物馆开幕。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林雄等领导出席了开幕仪式并讲了话。此次“憨斋珍藏书法展”将在汕头市博物馆展出15天,之后,吴南生将把10件珍贵作品留给他的家乡汕头、无偿捐献给汕头市博物馆。

此次“憨斋珍藏书法展”是继2004年吴南生《憨斋藏联》之后的又一次专题展览,展出吴南生珍藏多年的历代书法,多是难得一见的名家精品,如祝允明、文征明、董其昌、张瑞图等名家墨宝。另外,展览还展出部分历史上名字并不彰显、但造诣独特的前人作品,如于灏、冼国干两人的作品,这两件作品可能是他们存世的唯一书迹,可谓为他们拂开了历史的尘封。

在开幕仪式上,吴南生的谦逊处处可见,他多次致谢主办此次展览的汕头市人民政府,对于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林雄、汕头市委书记黄志光以及各方文化名人的盛赞,吴南生连连用潮汕话说:“唔敢当,唔敢当!”他说,他和此次展出的收藏品“相聚”或先或后,算起来有50年了,这次展出和出版《憨斋珍藏书法集》,是想把这“相聚”的缘分记录下来,延续给一代又一代能够好好保护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他以“相聚是缘”感谢每一位来宾。

2011年1月8日,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第一届三次会议暨公益书画义捐仪式在广东迎宾馆举行。原广东省委书记、该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南生,副省长林木声,荣誉会长王骏、吕伯涛等出席。

89岁高龄的吴南生捐出力作,其中一幅书法“毛泽东诗词·会昌”拍出全场最高价20万元。叶剑英之子、原全国政协常委叶选宁捐出自己的5幅书法作品参加义卖。据悉,此次活动筹得善款将全部用于公益项目。

2012年3月,吴南生20多幅书法精品在潮州市区尚雅堂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展出。据了解,这是吴南生91岁高龄的新年新作。吴南生的书法上追名家精髓,参合己意,铁画银钩,入木三分,有独特的风貌,在岭南书坛上独树一帜。

吴南生在从政之暇,雅好书画收藏。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经其鉴藏的书画不计其数。尤为难得的是,他秉承收藏家“独乐不如众乐”的文化传统,先后将所珍藏的宋元以来书画名迹捐赠给广东省各地博物院,使所收藏的书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社会效益。

2013年6月22日,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活动在广东迎宾馆举行。广东省委原书记、该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南生,叶剑英元帅之子、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原部长、该会荣誉会长叶选宁,省老同志王骏、林兴胜、吕伯涛等出席活动。92岁的吴南生捐出书法作品2幅,现场义卖76万元资助“义齿工程”。

据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新任会长、金捷利集团董事长翁广松介绍,该会于2008年12月成立,四年多来紧密围绕“幸福、希望、复明”三大公益项目,总投入5800余万元,受益人数超过2万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新一届理事会拓展启动了“志愿者行动”、“义齿工程”、“梅州公益工程”等多个公益项目,为幸福广东作贡献。其中“义齿工程”将为广州500名贫困无牙老人免费装假牙。活动现场共义卖书法作品34幅,筹集善款286万元。

“感谢吴老和南方日报雪中送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活动现场,来自茂名的23岁大学生柯伟悦激动地说。家庭贫困的他去年身患凶险的骨肉瘤,给南方日报和吴南生写求助信。吴老指示从南方日报和省公益事业促进会联合成立的“广东大学生重症救助基金”中拨出10万元善款,帮助他顺利手术,现已重返校园。

2013年10月,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共同主办的省书协顾问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吴南生、杨德清、朱森林等老同志书法作品参展。本次共展出63件作品,各种书体兼备,风格各异,都是老书法家们精心准备的力作。专门为顾问举办书法作品展览,在广东书法界尚属首次。

2014年5月,广东省委原书记、省政协原主席、省公益事业促进会会长吴南生拿出30万元稿费,捐赠给叶剑英纪念园,支持梅州发展文化事业。

吴南生是广东建设经济特区的主要拓荒者,早在1979年,吴南生与习仲勋向叶剑英提出广东“先走一步”的设想,得到中央和叶帅的支持。吴南生率先实践、经营经济特区,负责筹办了广东省的3个经济特区,担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吴老一生对叶剑英元帅饱含深情,长期以来深切关心关注叶帅家乡梅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2015年1月6日,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二届二次理事大会暨公益拍卖活动在广州举行。老领导吴南生、王骏、邓维龙、吕伯涛、张志功,全国侨联副主席、省侨联主席王荣宝等出席。

据悉,省公益会成立6年来,完成了“幸福、希望、复明、大学生重症救助、爱幼护心、义齿”等六大公益工程项目,累计投入资金7000多万元。理事大会上举行了“爱心无止境助学见真情”公益拍卖活动。

其中,广东省原省委书记、省公益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南生义捐叶剑英的诗《油岩题壁》和《二号楼即景》以及“剑胆琴心”三幅书法力作,现场拍出38.8万元。这次活动筹得的善款都用于公益项目。

5、慈善梦:他是献爱心的榜样

如果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的春天,那么“郭美美事件”则让中国慈善机构陷入信任危机,倒逼慈善事业改革。

在广东,由一批老领导、热心企业家倡导成立的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从2008年12月成立至2012年底,围绕“幸福、希望、复明”三大公益项目,总投入5800余万元,受益人数超过2万人,赢得广泛认同。

2012年,梅州大埔县虎山中学的卢晶晶、卢莹莹和卢宝梅三姐妹同时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分别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莞理工学院、广东海洋大学录取。贫苦家庭竟同时出了3个大学生,然而快乐还没散发开,忧愁又升了起来,因为她们交不起学费。

吴南生看到报道,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打电话给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秘书长黄松典,要求资助三姐妹4年的学费,不能让年轻人失去读书的机会。

临近开学,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为这个困难家庭送来了一个喜讯--全额资助三姐妹大学4年的学费,热心人士还送来电脑一台。

2013年9月2日,原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南生捐款50万元,支持灾情严重的潮汕地区灾后复产重建。在91岁的吴老带头倡议下,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筹集物资350万元,于近日到揭阳普宁、汕头潮南等重灾区,联合省有关医疗机构开展赈灾、义诊和助学三项活动。促进会还帮扶200名贫困大学新生,每人给予5000元助困奖学金,用于缴纳大学首年学费。

2014年1月24日。广东工业大学贫困学生郑小佳日前急病昏迷,家人向广东省公益事业促进会(下称“省公益会”)、南方日报求助。93岁高龄的广东省委原书记、省公益会永远名誉会长吴南生闻讯,要求该会工作人员送上10万元救命善款。吴老还再次捐出30万元给“广东大学生重症救助基金”。

23岁的广东工业大学自动化专业大四学生郑小佳,是揭阳市榕城区人,父母均为下岗待业工人,一家人的生活仅依靠父亲每月打散工的收入来维系。由于家境贫寒,郑小佳的大学学费依靠贷款筹措。他的同学介绍,他在学校表现优秀,曾多次获得学校学业奖学金和优秀学生奖学金,此前刚参加完研究生入学考试,并已经买好了回家过年的车票。但今年1月9日,郑小佳在校打篮球时突然倒地不起,紧急送往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重症医学科抢救,至今昏迷不醒,医疗费高筑。无奈之下,家人只得向社会求助。

得知这一消息后,吴南生立即打电话给省公益会,要求从该会与南方日报联合设立的“广东大学生重症救助基金”中拨出10万元,救助小佳。2014年1月24日上午,该会常务副会长黄松典和媒体记者赶赴医院,给小佳的父亲送上善款。

据医院介绍,郑小佳此前并无相关病史,病因尚未明确。之前在抢救过程中,他曾出现三次心跳停止的危险状况。1月18日,在抢救10天后,郑小佳终于睁开双眼,但仍然没有意识。目前,他仍处于中度昏迷状态,但昏迷程度正在减缓。

据了解,2011年为了救助白血病大学生柯达颍,吴南生倡议并带头捐赠30万元,由省公益会和南方日报联合设立“广东大学生重症救助基金”,筹集了200多万元善款,至今已救助多名贫困重症大学生。2014年1月24日,吴老决定再捐赠30万元给这一基金。

当时,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对媒体记者动情地说:“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培养多年不容易,得了重病应该救助。我捐的钱是靠写书法赚来的,每天要写到凌晨两三点,辛苦但也值得。希望社会热心人士积极捐助,帮助更多患重病的贫困大学生。”

郭瑞琳,2015年4月15日写于“中国最美小镇”东莞市清溪镇

  【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理事长、本文作者郭瑞琳先生及夫人、女儿全家福。】

【作者介绍】郭瑞琳,潮州市湘桥区人,1971年出生在汕头,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创始人、理事长、主席,中国作家出版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股东、董事长、总经理,郭瑞琳作家网创始人、总顾问,文化部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广东联络处筹备组组长,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中国瓷都作家村委会主任、村长,潮州市枫溪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郭瑞琳担任过潮州市通艺舞蹈艺术团团长、潮州市湘桥博爱幼儿园园长、《通俗文艺报》潮汕办事处主任兼文艺部主任。系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陕西文学创作研究会理事、《中外名师录》副主编、《跨世纪梅国文学经典》及《跨世纪新诗人组诗选珍》等书编委。2009年至今郭瑞琳编辑出版《中国养生真相》、《潮州商人真相》、《郭瑞琳文集》、《郭瑞琳知名著作选》、《世界郭氏人物辞海》、《全球郭姓大典》等著作130多部。1994年,郭瑞琳到潮安县中国旅行社工作,1996年担任潮安县中旅信息咨询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7年,经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长陈钧介绍,郭瑞琳加入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1999年底,郭瑞琳担任世界艺术家协会理事。2008年到东莞市长信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作。2013年9月4日开始担任中国作家出版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创始股东。2014年4月18日在世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主席团主席。

  【习仲勋、吴南生等广东省领导向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汇报经济特区创建工作。】

  【1984年深圳,第一排自左往右:吴南生、马万祺、邓小平、马万祺夫人、卓琳。】

   【吴南生书法作品,汕头博物馆收藏。】

   【吴南生书法作品,广东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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